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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基督教化了”的亚里士多德

2012年11月05日18:32 东方法眼庞克道 杨军献 评论字号:T|T

核心提示:海涅在谈到唯灵主义的基督教文化时说到:“唯物主义在罗马帝国发展到惊人可怕的地步,大有摧毁人类精神的一切辉煌成果之势,基督天主教的世界观作为克制这种唯物主义的一剂灵药,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罗马人的世界里肉身已经变得如此肆无忌惮,看来需要基督教的纪律,来使它就范。吃了一顿特里马尔奇翁的盛宴之后,是需要一次基督教式的饥饿疗法的。”(转引自赵林:《西方宗教文化》)

  关于托马斯·阿奎那我们可以转引一段网络文字:

  总会有一丝光明,能穿越铁窗,给阴暗的囚笼以希望。我们看见这样的一束光,来自于八百多年前“黑暗的中世纪”(很多国人还是这样认知中世纪的),来自于一个“肥胖而且皮肤黝黑,头颅硕大,发髻很高”的人,被称为“天使博士”的托马斯?阿奎那。他在著名的巴黎大学作神学教授时,因沉默、温顺,人送外号“哑牛”。

  托马斯·阿奎那(1226—1274)作为西欧封建社会基督教神权政治理论的最高权威,托马斯主义被誉为中世纪黑暗中的“理性之光”,代表了中古封建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精华,起到“连接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桥梁”作用。他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在一起,建立起了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他一生著有18部巨著,其中包括集基督教思想之大成的《神学大全》和《哲学大全》、《论存在和本质》、《反异教大全》等。虽然阿奎那是中世纪的圣人,但流行于中国的《阿奎那政治著作选》不仅不能标明作者的国籍,甚至连作者的生活时代都无法在版权页上注明。原因就在于,阿奎那没有国籍,他主要生活在一个庞大的宗教组织中,这样的政治形态既不同于传统中国的“朝代”,也不同于柏拉图生活的“古希腊”。(喻中:从朝廷到国家)

  如何认识和理解托马斯?阿奎那?作者赵复三认为,一方面,托马斯生活在西欧社会变动和危机四起的时代,一种陌生的和叛逆的哲学正在渗透过把阿拉伯世界同基督教世界隔开的铁幕。他对封建制度一片忠诚;另一方面,作为思想家,他站在西欧思想发展的十字路口,在新旧两种思潮的斗争中,又倾向于新思潮,这是时代带给他的矛盾。他的学说内容有的晦涩,有的烦琐,有的由于缺乏科学常识而显得可笑。他的形象被后世涂上了厚厚的油彩我们应除去“圣徒”头上的光圈,恢复托马斯的历史真面目。托马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封建思想家,在西欧思想史上有着不容磨灭的功绩。(赵复三:托玛斯·阿奎那,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8期)

  翻阅流行于中国的《阿奎那政治著作选》,我们会发现,每逢阿奎那谈到政治问题时,与亚里士多德一样,他一再重复使用的话语是:人天生是政治和社会的动物。阿奎那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从神学的角度看到了人的价值。“首先,人具有法律必须予以承认的自我保护的自然本能;第二,人具有异性相吸,生儿育女的倾向;第三,人具有了解上帝的真象的自然欲望,亦即一种驱使人能避免无知的倾向;最后,人希望过社会生活,因此人具有避免伤害一起生活的人的自然倾向。”(参见[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31 页。)从此前提出发,笔者对阿奎那的法哲学思想择其要评介如下:

  什么是法的简明定义?

  阿奎那认为,法不外乎是对于种种有关公共幸福之事项的合理安排,由某一负有管理社会之责的人予以公布。

  各种类型的法有哪些?

  阿奎那认为,法不仅存在于统治者,而且通过参与的方式存在于被统治者之中。它可以区分为四种法,即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

  宇宙的统治者是上帝。在上帝的心灵中,存在着一个按其目的安排万物秩序的计划;这一计划即是永恒法。

  自然法是永恒法涉及到人的那一部分。人不同于动物。动物受制于那些天生的欲望,而人具有独立性,借助意志和理性的力量而获得自由。自然法就是人对永恒法的参与。它的基本律令就是保全生命,繁殖抚养后代,追求真理和建设一个和平社会。自然法代表着人对幸福的理性认识,理性依此指导意志控制欲望和激情,引导它通过发挥正直、坚毅、勇敢和审慎等主要美德去实现他的自然目的。

  关于人法,正如我们从已知的公理推导出不同科学的结论一样,“人类的推理也必须从自然法的箴规出发,仿佛从某些普通的、不言自明的原理出发似的,达到其他比较特殊的安排。这种靠推理的力量得出的特殊的安排就叫做人法。” (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07页)阿奎那同意奥古斯丁的公式:非正义的法律根本不是法。他的理解是:“每一项人法在它源自自然法时,是与自然法相一致的”,但是“如果它在某一方面背离了自然法,它就不再是法,毋宁是非法。”这样的法律没有约束良知的力量,有时候遵守它只是为了避免更大的邪恶。(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第72页)

  因为“人的判定达不到隐蔽的内心动作,它只能涉及到显而易见的外表的活动。”“人类的法律既不以指挥和规定内心的动作,因而就有必要再加上一种神的法。”(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08页)神法体现在圣经之中,它直接来自上帝的启示,是上帝恩典的礼物,人类依此指导去实现他的超自然目的,并获得信、望、爱等更高的或神对的美德。

  什么是正义?

  阿奎那将正义定义为一种习惯,依靠这种习惯,一个人根据一种永恒不变的意志使每个人获得其应有的东西。正义由分配的正义和交换的正义组成。隐含于分配正义观念中的平等并不是一种机械的平等,而是一种比例的平等。(参见[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31 页。)我们不难看出,亚里斯多德对阿奎那的正义思想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阿奎那的这种朴素而可操作的正义观即使对今天的社会仍旧有着很强的参考意义。

  如何面对暴政?

  阿奎那对暴政或暴君的定义是:行使权力违背设立权力的初衷,如君王发布命令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是公共幸福。暴政的目的不在于谋求公共福利,而在于获得统治者的私人利益,所以它是非正义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损害社会的利益来满足统治者的个人欲望,乃是暴政的一个特点。(《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36页)

  暴政以畏惧为唯一的靠山;暴君们千方百计要使自己的为臣民所畏惧。但由畏惧造成的基础是脆弱的。当机会和成功的希望自行出现时,以前由于心怀畏惧而始终惟命是从的人们就会起来反抗他们的支配者;他们一向越是单纯由于畏惧而在愿望上受到抑制,那种叛变的声势也就愈加猛烈。正如水一样,如果强加压抑,当它找到一个出口时就会格外锐不可挡地喷射出来。而且,畏惧本身也带有其内在的危险;因为,当恐惧太甚时,它会迫使许多人铤而走险。而一个横下心来的人对于任何企图都是格外容易奋不顾身的。暴政决不能维持久远。(《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75页)

  克服暴政的弊害的办法应以公众的意见为准……特别在一个社会有权为自身推选统治者的情况下,如果那个社会废黜它所选出的国王,或因他滥用权力行使暴政而限制他的权力,那就不能算是违反正义。但是,我们必须指出,阿奎那更强调的是社会的和平、安宁和稳定,而不是多数民众的个人利益;或者他认为,和平就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根本利益,“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因为“如果君主制度蜕化为暴政,那么它所带来的恶果比多人执掌的政权变成腐败时为少。”(《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59页)

  阿奎那法哲学思想的张力何在?

  荷兰改革宗教神学家凯柏尔(Abraham kuyper)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上帝创造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一平方英寸基督不可以说:‘那是我的!’”([英]麦格拉思:《基督教概论》,马树林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15 页。)上帝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有所有权,托马斯主义是以人性的神学观为前提,但它又折衷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神学自然法理论有助于使人们摆脱对宇宙的恐惧,同时又使他们臣服于未知秩序的威力。“但是,“现代性不久就要求人性踏上另一种征途——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并改变人对自然和法律关系的认识。“(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第76页脚注)

  所以,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利奥·斯特劳斯指出,中世纪将信仰和理性结合在一起是不牢固的:人离开光明、指导和知识,便不能存在;只有获得有关幸福的知识,他才能获得幸福。因此根本问题是,人类是否能够不凭借神圣启示而凭借自身的自然力量就获得有关幸福的知识,以个别地或集体地指导他们的生活。没有比这一选择更根本的了;人的指导还是神的指导。哲学或科学(在其原本意义上的哲学或科学)的特征是承认第一种可能性。而圣经表达了第二种可能性。这一困境不可能通过任何的调和或综合加以规避。因为哲学和圣经都把某种东西看作是惟一需要的东西,惟一具有终极意义的东西。圣经所宣称的与哲学相反:待奉与爱上帝的生活方式对抗着自由观察与判断的生活方式。(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第74页脚注)

  虔诚首当栖息心头。总而言之,“精神生活第一”对我们的意义已同对中世纪的意义大相径庭,这个理想经历了几百年的苦难和希望岁月。现如今无论对托马斯·阿奎那法哲学思想做何种的理解,也许前述这句话我们都应该经常牢记在心。

  补充一点历史:中世纪教会的腐败及自我纠正

  公元 5 世纪基督教的公开忏悔制度被教会改为向神父私下忏悔,这样就为出钱赎救有罪的灵魂打开了方便之门,到了 7 世纪,教会又制定了对苦行赎罪的折算制度。自此之后,基督教会便从一个虔诚的信仰耶稣基督的宗教殿堂逐渐沦为沾满铜臭与鲜血的场所。“教皇约翰二十二世(1316-1334)最先制定了各种罪行赎买的价目表,这些价目表如同法律条文一样规定的十分细致,以下摘自其部分条目:(1)谁若杀害了父母、兄弟、姐妹、妻子或其他任何一个亲属,只有缴纳 5-7 枚土耳其金币,便可洗清罪恶。(2)如果一人同时参与谋杀数人,只要缴纳 131 枚利维尔、14 个苏和 6 个杰尼叶,就可免予任何惩罚。(3)谁若杀害了妻子,并想另娶,要是缴纳 8 枚土耳其银币、两枚杜卡特便可获准。”([苏]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 225-226 页。)教会通过出售赎罪券和其他替代性的赎罪手段而成为中世纪的最大财主,同时,信徒们在付足了进天国的入场券后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犯罪,为道德状况的普遍堕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中世纪的基督教成为“淫乱的巴比伦”。

  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者马丁·路德,于 1517 年 10 月 31 日在维滕贝格大教堂门口贴出了“欢迎辩论”的《九十五条论纲》,对天主教会荒唐的赎罪教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同时也表达了他的一些神学思想:(1)那些说钱币一叮当落入了钱筒灵魂就能超脱炼狱的人,是在捏造事实;(2)每个真心悔改的基督徒,即使没有赎罪票,也能完全脱离惩罚和罪债;(3)教会的真正宝藏乃是上帝的荣耀和恩典的神圣福音。《九十五条论纲》的张贴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马丁·路德的论纲一提出,德国人对于教会的黑暗统治的憎恨就找到了突破口。1520 年他发表了被誉为宗教改革三大论著的《致德意志基督徒贵族公开信》、《教会被囚巴比伦》、《基督徒的自由》,并在最后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因信称义”的思想,并成为了新教神学理论的核心和基础。马丁·路德将基督教徒对上帝的信仰由中世纪的外在的形式转化成了内心的信仰,从而使得基督教腐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补充一句名言: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

  公元 1 世纪初,正值罗马帝国如日初升,其权势似乎达到了顶点。在它的西方行省圣城耶路撒冷,一位以救世主的口吻传播上帝福音的犹太青年耶稣对众人说了一句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注意的话:“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耶稣是在被迫回答是否应当向皇帝缴税的具体问题时说出这句话的,但是这句话的意义却远不止如此,它还表达了一种新的政治态度。西方政治史告诉我们,耶稣的这句话似乎决定了教会与国家两者的命运:它带来了教会与国家的双雄并立。一方面,教会应在世俗社会中承担起责任,掌握精神权力和控制宗教生活领域,抵御世俗国家的侵犯,并以社会道德权威的名义对世俗统治者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国家则要退出精神领域,退居于世俗的政治角色,但是也可以抵御教会建立极权僧侣的欲望。“如果说,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曾有一句话改变了历史,塑造了一种政治文化的精神和性格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是。”(丛日云:《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3 年版,第 2 页。)

  补充一个写信的格式范本:

  阿奎那是以如此谦虚的回答别人的咨询:

  《论对犹太人的统治——致布拉班女公爵——》(《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90~97页)

  我已接到阁下的来信,并从信上充分理解到您是多么真诚地关怀着治理臣民,同时对我们修道会的弟兄们又怀有多么真挚的感情。我感谢上帝,因为他已使您的心受到感动而希望作出这样大的善事。的确,我觉得不大容易满足您要我就某些问题提出意见的请求:一部分是由于我讲学忙不过来,一部分是由于我本来希望您会向那些比我更内行的人请教。可是,如果我不在您感到棘手的时候给您帮助,聊以报答您的深情厚谊于万一,这对我来说是很不合适的。所以我试图在下文答复您所提出的问题,但并不排斥任何更好的主张。

  ……

  光辉而虔诚的夫人,这些就是我在这里对您提出的问题所作的答复。关于这些问题,我并不想强迫您接受我的意见,而是宁可劝您向其他一些对这类问题比我内行的人请教。祝王祚永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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